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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札记】现代与后现代(2)  

2010-03-19 23:09:56|  分类: 杂谈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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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现代的缘起

后现代主义(Postmodernism)的定义可以从两方面来理解。从字面上简单的解释,Post指某物某时之后。所谓的Postmodernism无非是以Modernism为界,强调其对现代主义和现代性的区别,并表现后来居上之意。从哲学角度来定义,后现代所对应的是现代性(Modernity),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各种批判、修正、超越现代性的努力。后现代发端于60年代盛行的先锋派文艺,随后迅速殃及各个艺术类别,包括批评领域,再导致了整个文化的震荡后,继而蔓延到哲学和政治领域。这点在前面关于现代性的介绍中其实已经大量涉及了。这就再次回到了我最初的观点。所谓后现代,并不是一个孤立的自足体系。它与现代性互相缠绕,正是在对现代性的批判中逐渐发展起来的。

后现代起源的标准范本是我们前面提到的纳博科夫的小说《洛丽塔》,此书一出,理论界立即哗然。保守派对其大肆抨击,提出传统崩溃、道德失落、平庸浮华的职责。而新一代的年青学者则努力抗辩,抛出一系列新文论,攻击保守派,倡导文艺新风。其中的例子已经在前一部分述及,如巴思,菲德勒,桑塔格。他们的主要倾向是:反表征(Anti-presentation),反制度,和反文化运动。提出新感觉(New Sensibility)和无声文学(Literature Of Silence)或零度写作(Zero-degree Writing)。

 

后现代文化批判 

后现代文化批判的广泛流行,在美国最著名的是贝尔和詹姆逊,他们俩都在20世纪70年代末加入讨论,分别以《资本主义文化矛盾》(1978)和《后现代文化:晚期资本主义文化逻辑》(1991)著称于世。而在欧洲则有利奥塔的《后现代状况》(1979),哈贝马斯的《现代性对后现代性》(1981)。至此,我们可以认为,对现代性的讨论已经和后现代发生了结合,其中两个最重要的理论手段则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和后结构主义。这里我主要介绍四个人的观点,试图概括对后现代文化的批判。

 

贝尔:保守主义文化批判。

说到贝尔,则需要先提提屈瑞林(又译特里林),因为正是他的激发,导致了贝尔投身后现代论争。屈老爷子在即将退休的时候前往哈佛讲学(他原本就职于哥伦比亚大学),老爷子在讲学中不断感叹世风日下,人心不古,并苦苦找寻当下文化灾难的病根。他认为,西方文化自古推崇“诚挚”精神,把诚挚看成意义与道德的核心。资本主义崛起后,诚挚不断贬值,让位于“真实”原则。现代文学刻意追求自我真实,嘲讽社会混乱,不惜导致西方文化精神分裂。当今之世,人们一面服从科技理性统治,一面却奉尼采式的疯狂为真实权威。所谓的后现代的时髦空话也就随之主宰了当今的知识形式。这是屈老《诚挚与真实》演讲的内容。

受到屈老的感召,贝尔开始了他对后现代状况的反思。在《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中,贝尔称:资产阶级思想由经济、政治、文化三大领域构成。这一思想在过去两百年内,塑造了现代社会。而进入后工业社会后,三大领域中矛盾不断加剧,各自之间也开始发生冲突,导致了后现代的困境。举例说明,在经济领域,人们厉行科学管理、财务审核,遵循利润至上的原则。而在政治机构中,轴心原则是平等,即从人权法案开始,不断增加福利、扩大民众权利。但是两大领域却在当下不断的干扰文化自治。在文化领域中,真正起支配作用的不是效益,也不是平等,而是所谓的自我表达和自我满足。但是,面对着发达资本主义经济和政治的不断挤压,文化却不断被侵蚀,步步退却。面对这样的状况,当今的文化只能企图强化自己的权利,一步步的扩大自我,标榜个性。而同时他们又企图从经济和政治体系中名利双收。因此,资本主义文化失掉了宗教束缚,只剩下无休止的自我放纵和自由创新。由此,贝尔教授,推出了他的理论核心,即资本主义的信仰危机。他认为这就是后现代的要害所在。

 

詹姆逊:左派批判。

詹姆逊的理论方法多来自于法兰克福学派,因而称之为左派文化批判。法兰克福学派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主力军。他们的战略方向主要有两点:一是针对文化生产,包括本雅明、马歇雷的文化生产论,以及阿多诺争对文化工业的著名批判;二是意识形态,涉及葛兰西的市民社会与文化霸权理论,阿尔都塞的多元决定论和意识形态国家机器说。詹姆逊在法兰克福学派的基础上对后现代文化进行了批判。

他首先定义了后现代文化。1982年,他在《后现代文化与消费社会》中表示,后现代是一种艺术风格,也是一个文化分期概念。后现代文化根本上受制于、对应于资本主义消费社会。其特征是主题瓦解、雅俗交融、意识形态淡化、学科分野模糊。而它突出的形式特征当属拼杂(Pastiche)和精神分裂。

 

所谓拼杂,来自于现代派的戏仿(Parody),即以滑稽手法模仿经典,从中造成差异错位,引起人们的笑骂思考。但是到后现代这里,詹姆斯说它是:通过再生产增强资本主义的消费逻辑。所谓精神分裂,是指后现代特有的认知规律:诸如时空倒错、概念游移、历史健忘、道德荒谬。人们所谓的后现代经验,正式来自于语言符号的断裂异位(德里达称之为“延异”)。它反过来又普及、加强了意义紊乱。大量断裂物质的能指,反复摧残和谐统一的个人经验。如此资本主义便得以打造出一个精神分裂、难以再现的后现代文化。举例说明,在发达资本主义提倡的消费社会中,商品广告的无序传播,不但将高雅文化和严肃思想推向大众,亦将它切割成无数碎片,使之遍布于社会经济生活的各个层面,以至于原本不相干的各个部分,都呈现出丰富多变的文化色彩。

 

利奥塔:后结构主义的视角

利奥塔在1979年以《后现代状态:关于知识的报告》介入论战。他的视角是叙事与科学。利奥塔借助维特根斯坦的语言游戏,将人类的文明解释为同源的叙事构造。从这个角度,利奥塔展开他的讨论,他认为,后现代文化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叙事危机。如今的文人,不再相信英雄壮举,也不再妄想进入理性天堂。同科学家一样,他们甘愿承认理论局限,方法断裂,一切知识都在未知中浮动。于是人们开始玩弄各自的语言游戏:搜集边缘话语,提倡小型叙事,发展局部知识。

 

哈贝马斯的总结

哈贝马斯在1980年9月,发表了一篇名为《现代性:一场未竟的工程》的论文。第二年,他到纽约大学演讲,把同一论文用英语念了一遍,改名为《现代性和后现代性》,对后现代的论争做了一个总结。哈贝马斯的观点有如下几个方面:

1,  他站在历史的角度上说,现代性为花,后现代为果。从逻辑角度上讲,我们争论的后现代不过是现代性的结果,而对后现代的思考,一定要在对现代性的认知上找到答案。

2,  他认为现代性是理性精神的结果,其核心是主体性。然而,历史发展暴落出启蒙的缺陷:海德格尔批评理性是现代的迷误,利奥塔说理性是一套崩溃的宏伟叙事。

3,  现代化进程加强了科技思维与商品经济。人们的日常交往因此备受侵害。艺术为抗争资本逻辑走向了背叛,并在精神领域不断抗争。哈贝马斯坚信,启蒙工程并未失败,它仍有理由得到我们的改造。而改造的关键就是建立交往理性。因此理论家不可轻言放弃,更不能把文化紊乱的责任推到艺术的现代性头上。

 

后现代哲学

后现代哲学的主要人物有四个:尼采,海德格尔,福柯,德里达。

尼采和海德格尔实际上是为后现代提供了哲学理论基础,他们本身并不在后现代的大潮当中。这里简要的说说福柯和德里达。

1968年,欧美相继发生了文化骚乱。其中最为著名的是发生在法国的“五月风暴”。五月象征着那个美好的春天,风暴则表示巴黎学生的突兀革命。他们在一个早晨掀翻课桌,占领校园,废除教育制度。但是这一场风暴却更象一场全民狂欢,资本主义的理性统治仍然难以撼动。福柯承认,五月风暴后,巴黎人不再学习马拉、丹东,动辄为理想捐躯。相反,他们把理论当作实践,开始一种零碎而具体的争对权利结构的削弱与破坏。德里达和福柯就是在这样一个背景下出场的,他们的理论共同目标是瓦解资本主义赖以发展的基础:从语言、观念传统,直到学术制度、权利网络。

直接启发德里达的,是索绪尔的语言学。西方语言系统建立在符号差异之上。德里达由此说到:所谓真理的起源,不过是一系列的符号游戏。在《差异与书写》中,德里达将差异改动了一个字母,变成延异(Differance)。用延异取代了存在的本源。

我们知道,存在是形而上学的本源。德里达从语言学角度证实:存在即差异,西方哲学就是差异哲学;主体也是差异的产物。从来就没有什么纯正起源,也没有透明语言与绝对理念,他们都被延异了。更通俗的说:西方哲学家从不否认世上万物都与语言对应。只要亲身在场,言辞明晰,便可指物说理,把握存在。但德里达认为言自口出,理随事变。援引符号差异,德里达提出延异的两大方式:延宕(Defer)和歧义(Differ)。延宕指时间上的推迟。在它的支配下,时间一再重复,意义自行补充。符号的确定意义因而被不断延伸、淡化、覆盖,进入一个无休止的言说、书写和阐释的大循环。 歧义是从空间角度看的。它代表语意的派生、错位、转义、交叉互文。任何一句话都可能引发对话、评论、误读、讹传以至意义被曲解。通过对延异的论证,德里达打破了西方形而上学的逻各斯中心论。逻各斯中心论的核心是二元对立。而二元对立造就了压迫和歧视:它突出主体,割裂万物,形成主/客,我/他,心/物的对立。而德里达认为我们需要引入延异,打破二元对立。这也就是所谓的解构。

在德里达的指引下,解构思想的产物接踵而至:从拉康的主体瓦解,巴特的作者之死,鲍德里亚的表征危机,到德勒兹的放俄底浦斯论,以及德曼的误读合法化。这里不一一介绍,但他们其实都是构成后现代文化的重要部分。

关于福柯。他和德里达同时盯上了结构。但是却和德里达走上了不同的道路。德里达在形而上学上批判语言,其本身却还是没有逃出形而上的束缚。而福柯却直接切入了对话语的批判上。他从话语与考古、权利与主体全面审视和改造了西方的整套知识构成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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