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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小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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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星研究在中国的必要性和立足点  

2009-07-29 16:46:52|  分类: 电影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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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为参加某论坛提交的一篇论文,很“八股”~~~hoho 

 

    1926年,上海《新世界》杂志社举行了中国第一届“电影皇后”的评选,“电影明星”也成为早期中国电影商业价值考量中不可或缺的因素。在以后八十余年的发展过程中,中国电影的体制和制作模式都发生了一系列的变化,直到1993年中国电影产业化改革的提出,“明星”对电影制作、宣传、发行等各个环节的重要性也再次凸显出来。巩俐、章子怡等表演明星的国际化姿态、张艺谋、陈凯歌等导演明星的票房号召力都成为中国电影产业化过程中不可被忽视的重要元素。但是,关于“明星研究”的理论体系在电影学术界却迟迟没有建立起来。那么中国是否有建立自己的明星研究理论体系的必要性?相比好莱坞成熟完善的“明星研究”体系,中国如若进行体系建构又有哪些介入方式?这将是此文思考和探讨的问题。

 

明星研究的主要内容

    明星制首先出现在最早把电影这一“新奇的玩意”产业化的美国,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早在1910年,美国的一些电影公司就已经开始为了投合观众的需求利用他们手中广受欢迎的电影明星来做宣传。1911年,第一本影迷杂志《电影故事杂志》(The Motion Picture Story Magazine)出版发行。也就是在这一年,一家电影公司开始销售电影明星的剧照明信片。明星的名字出现在主要面向放映商的宣传广告上。[1] 这可以被认为是明星制的雏形。随着美国电影工业的进一步发展完善,商业化在美国电影产业中心地位的确立,明星制也在好莱坞进一步的确立起来,并一直延续至今。中国的一位研究者指出:“所谓明星制就是以明星为台柱子,希望以明星的影响力来吸引更多观众的制度。”[2] 更准确的说,明星制就是与媒介工业流水线标准化生产相应的一整套围绕明星运作影片的机制,包括导演依据明星确定影片类型,摄影师精心营造明星形象,制片人则通过传媒炒作等包装机制、大众民意调查等评估机制,重点以宣传明星来吸引观众。随着明星在电影生产过程中作用的突显,各国学者也纷纷目光投向了相关的明星研究领域。概括说来,关于电影的明星研究发展至今主要有三个不同方面的内容,它也可以被看成介入明星研究的三种不同方向。[3]

    第一种方法是把明星放入电影生产和市场营销的经济背景中,将明星看成提高电影商业利益的一件“商品”(Commodity)。在这种方向的研究中,电影学者们关注的主要是明星的市场效应,如某一明星的出现可以让观众相信,他们能看到自己喜欢的特定类型的电影,这样就保证了电影在上映前就可以锁定特定的观众群以保证一部分票房收入。另外,明星在电影中的出现同时也能增加电影的市场营销手段,如明星海报,明星访谈,各种纸媒体和电视、网络媒体中关于明星和他/她即将上映的电影的讨论等等,这些依附在明星自身知名度上的各种手段的利用,都使一部电影在上映前就拥有了受众很高的期待值,为电影的发行和上映以及之后的商业收入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第二种方法是将明星视为文化研究中的“文本”(Text)。这一方法主要是将电影中的明星看成一个“符码”(Sign),更准确的说,它将明星在电影中的形象置入一个社会体系的互动文本(inter-texts)中进行研究。这一研究方法的兴起直接得益于符号学、社会学、意识形态批判等研究领域的发展。在这一研究领域最有名的研究者非英国教授理查德·戴尔莫属,正是他首先从泛文化研究的领域第一个提出了电影明星的两方面含义:一方面电影明星由于在电影中的表演,让观众熟悉了他/她的名字、样貌、声音,同时观众又从来都不知道这个人现实中的样子,我们了解的只是他在媒体中的“幻象”;另一方面,随着传媒的日益发达,观众对明星的理解开始逐渐超越明星在电影中的表现层面。观众可以通过各种“正式”(Official)和“非正式”(Unofficial)的传媒手段中获取明星在现实生活中的另一面,而观众对于明星的理解也就不仅仅局限与他/她在电影中的表现,而更多的是来源于观众自身心理对于明星在不同场合的表现的一个综合性认知。[4] 在戴尔的研究基础上,马克唐纳德(Paul Mcdonald)进一步指出:明星制研究中关于明星个案的研究不能仅仅局限在他/她在特定电影文本中的表演,而应该更准确的将他/她置入一个“互文”(intertextuality)的背景下,尽可能的进行全方位的比较和分析,从而得出一个明星的真实含义[5]。概括说来,这一研究方向的要求就是将明星放入更加宽泛的意识形态和社会语境下进行解读。

    第三种方法是将明星看作观众欲望的客体(Object of Desire)。在介入明星制的第二种方法中已经提到,对明星的理解依靠不同的文本,而第三种方法正式建立在此基础上,更深层的去探究观众消费明星的内在心理,这一心理其实就是明星之所以存在的根本原因。既然观众不仅关注电影明星在影片中的表演,同时他们也关注明星在现实生活中各种不同文本内容中的表现,那么对于明星研究的关键问题就是构建一个合理的明星和观众之间的关系理论。是什么让观众超越明星作为演员在电影中的角色和表演,去寻觅他/她个人的在银幕上下的方方面面?是什么让演员脱离了电影,而成为了明星、社会名流?明星研究第三方面的内容给于了关于这方面问题的答案。詹姆斯·唐纳德(James Donald)认为明星应该首先被看成欲望的客体,在这个客体上,观众对于自我进行识别(Identify self)、寻找意义(finding meanings)、并且得到满足(gain fulfillments)。这方面最好的例子是女性主义电影批评中关于女性身体在电影中表现的研究成果。

    从明星研究的内容上,我们不难通过电影明星的内涵和外延作出如下定义:电影明星是以在电影中的表演为基础,依据其独特的自身魅力,由发达的传媒和强大的资本共同构造的一个形象,用以满足受众不同的心理需求,从而达到将商业利益最大化的一个商品化的人。

 

明星研究在中国

    回顾近20年来中国的电影理论研究成果不难发现,各类学术刊物中时有刊载以电影明星研究为主题的文章。这说明“明星”作为一个具有特定指称的名词,越来越受到电影界学者的关注。笔者粗略统计了自1993年中国电影产业化改革后刊登于《当代电影》、《电影艺术》和《北京电影学院学报》等电影类核心期刊以“明星研究”为主题的文章,内容从“明星制与电影产业”[6]、“形象与资本”[7]到“明星魅力”[8],从各个角度介绍了明星研究的内容和最新成果。另有部分文章试图从明星研究的角度重新审视了中国早期电影的发展[9]。遗憾的是,这些文章的内容大多集中于好莱坞电影明星和中国早期电影明星。讨论的重点也多集中在好莱坞明星制及其在美国电影产业中所发挥的作用和明星在西方语境中所涵盖的意义方面。与此相比,关于中国当代电影中的明星研究显得还很薄弱,虽然已有学者做出了一些相关尝试[10],但与当下电影多样化的明星文化现实相距甚远。这意味着,“明星研究”在中国还只是一个西方电影研究理论的“舶来品”,它的研究方法和成果并没有被完全利用于指导当下中国电影的创作和产业化发展,我们还没有能够建立起一套立足于本国电影特点的明星研究理论体系。

中国的明星研究的特点是什么?

    前已述及,明星研究理论的内容大体可以概括为三种关系:明星与消费、明星与传媒、明星与文化及大众审美。中国明星研究的任务就是在这三种关系中找出本国与好莱坞电影产业的不同点,在西方已有的对好莱坞明星研究的成果上加入针对自身特色的分析,构成中国明星研究的自身特点。

    首先,在对明星的消费方面,中国有着自身的特点。好莱坞演员在成名后对于自己的特点都有非常清晰的定位,如斯瓦辛格的硬汉形象、吉姆凯瑞的无厘头搞笑以及玛丽莲梦露的性感女性形象,这一定位在观众对明星的消费中起着关键的作用。由于演员定位的确定性,观众在走进电影院前就可以清楚的知道自己将从即将出现的明星身上得到自己需要的快乐,同样的情况在中国却不多见。中国电影明星能给予观众的这种“消费保障”很低,他们中的大多出自“学院派”,这也就意味着明星在收获商业利益的同时,心里都存在着“表演艺术情结”,这让他们在一部电影获得成功之后,总是一次次的尝试改变自己的角色定位,从而展现出自己对表演艺术的娴熟把握。赵薇在还珠格格大火后却尝试拍摄了诸如《绿茶》中的人格分裂女子和《夜上海》中的女出租车司机等截然不同的角色,此类例子不胜枚举。倒恰恰是“非学院派出身”的葛优高举贺岁电影的大旗,跟着冯小刚一路延续“冯氏喜剧”的风格和“葛优式表演”的独特魅力。从以上例证可以看出,中国电影观众对于明星的消费与好莱坞有着很大的不同。中国明星在角色定位上的不确定性给中国的明星研究增加了更多的复杂性和“变化参数”。明星在中国在很大程度上不意味着特定的类型,观众对明星的消费也就不能简单的认定为对期待故事的选择,当我们在进行明星和消费以及商业效益的研究中应当有着更为复杂的特点。

    其次,在传媒和明星的互动方面,中国也有着自己独特的地方。众所周知,明星和传媒是一种“共生关系”,传媒需要明星来吸引受众,明星也需要传媒来增加自己的“曝光率”和影响力。这种“双赢模式”在西方国家已经完全与商业运作规律完美的结合。西方的明星研究理论学者对此也已经有了比较系统的分析。但同样的关系在中国却由于特殊原因的介入变得复杂化。一方面,某些“外力”的强制作用可能使明星“消失”于传统的纸质和电视媒体,另一方面,强大的网络媒体力量却又可能让“明星消失”事件变成对明星另一种途径的宣传。而以这种方式获得的知名度对明星的影响也是中国明星研究中一个具有社会学意义的独特视角。

     再次,在明星与文化和大众审美心理的关系方面,一个不能忽视的特点是中国的明星是生存在好莱坞明星与港台明星的夹缝当中。作为世界商业电影主宰的好莱坞,其明星在与观众审美趣味之间是一种相对单一且稳定的关系。香港电影高度的商业化和独特的类型也产生了自己独有的电影文化和美学体系。但在1987年中国第一次向好莱坞开放自己的市场后,中国观众就面对着好莱坞电影、香港电影和国产电影的三重选择。与好莱坞电影与受众相对单一的明星研究理论相比,中国电影明星研究中关于明星与受众心理的探讨明显更具有跨文化的多元性和复杂性。中国电影明星如何在好莱坞和港台明星的冲击下树立自己独特的银幕形象,这种形象背后蕴涵着怎样的独特文化含义,中国受众面对多元选择时的接受心理都将是中国明星研究的独特内容。

 

结语

    在1993年中国电影产业化改革的后,有学者提出了中国电影需要建立自己的“品牌意识”。其核心观点是中国电影必须拥有自己的“明星”、“叙事风格”和“影像风格”。在这一理念的倡导下,众多电影学者通过各自的努力已经建构了一系列立足于西方电影及文化研究框架之上,并有中国特色的叙事学和影像美学理论系统。这些理论成果都在不同程度上影响并指导着中国电影的创作和产业化发展方向。与此相比,中国的明星研究却相对滞后[11]。面对电影造就的一批又一批明星,我们在明星的塑造、明星商业价值的利用、明星与文化和大众审美的关系等方面还有着许多的问题,这就需要理论给予更多的规范和指导。从这个角度说,建立中国自己的明星研究体系是不无裨益的。希望这篇文章能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1] 详见《世界电影史》,<美>克里斯汀·汤普森,大卫·波德维尔,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一版。25-6页。

[2] 引自 《追星逐光是何人—明星和明星崇拜》, 绍村著,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3. P13

[3] 参见 《An Introduction to Film Studies》Third Edition, Edited by Jill Nelmes, Routledge, 2003. P196-71.

[4] 详见Dyer Richard, 《Stars》, London: British Film Institute, 1979.

[5] 详见Paul Mcdonald, 《The Star System: Hollywood’s Production of Identities, London: Wallflower, 2000.

[6] 见刘浩东, 《明星制与电影产业》,《北京电影学院学报》,2003年,04期。

[7] 见邱章红, 《形象与资本—好莱坞电影工业明星制剖析》, 《北京电影学院学报》,2006年,06期。

[8] 见戴行钺, 《明星魅力散论》, 《当代电影》,1995年,06期。

[9] 见M.B.汉森,包卫红, 《堕落女性,冉升明星,新的视野: 试论作为白话现代主义的上海无声电影》, 《当代电影》,2004年,01期。

[10] 见李启军,《影视明星是象征性的偶像符号》、《影视明星:特殊的象征符号》;陈晓云,《电影明星、视觉政治与消费文化——当代都市文化语境中的中国电影明星》、《明星现象的文化批评》。

[11] 自1993年提出电影产业化改革之后,对于中国电影产业化及商业运作模式的研究大量出现在不同的学术研讨会和学术刊物里。但对于明星研究的较为集中的讨论只在1993年的《电影艺术》杂志第四期中出现过一次,并发表了《还厄俄斯骏马与火炬---关于首届十大影视明星评选评委会会议暨影视与明星研讨会》和《明星谱系---首届十大影视明星评选提名名单》两篇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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